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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的军事才能怎么样

2018-03-12 作者:故事大全 阅读:
  

  孔子被尊为“文圣”,其军事才干被其光辉的文名所掩盖,未能引起应有的注重,以致“孔丘知礼而无勇”(《左传·定公十年》)的成见至今未泯。其实,孔子本是文武全才,他不只膂力过人、武艺超群,并且关于军旅之学也较为通晓。

  论孔子的军事才干,当从其父亲谈起。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材魁梧,骁勇善战,以军功升为陬邑大夫。《左传·襄公十年》记载:晋国组织鲁、曹等诸侯联军攻偪阳,偪阳守军开城门而暗置悬门,诱其部分入城放下悬门,妄图围而歼之。关键时刻,叔梁纥挺身举起沉重的悬门,直到入城联军全部撤出,才放手而退。主帅孟献子引《诗》称誉他“有力如虎”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,“孔子长九尺有六寸,人皆谓之‘长人’而异之。”先秦1尺,约合今0.66尺,若按此折算则孔子身高约2.112米。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也说“孔子之劲,举国门之关,而不肯以力闻”。可见孔子虽无意以勇力成名,却也像其父亲相同身材魁梧、膂力过人。

  周代已构成适当齐备的六艺教育系统。《周礼·保氏》曰:“养国子以道,乃教之六艺:一曰五礼,二曰六乐,三曰五射,四曰五御,五曰六书,六曰九数。”凡贵族子弟,都要受此六艺教育。作为陬邑大夫之子,孔子在青少年时代,无论是经过乡校仍是主要靠自学,习得六艺是毫无疑问的。其于礼、乐、书、数造诣之深,已无需多言;其于射、御二艺,也是非常熟练的。《礼记·射义》记“孔子射于矍相之圃(在今山东曲阜孔庙西侧),盖观者如堵墙”,可见其射艺之精;至于“御”,可能更优于射。《论语·子罕》记载了一则案例,达巷党人曰:“大哉孔子,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子闻之,与门弟子曰:“吾何执?执射乎?执御乎?吾执御矣。”孔子听他人说他博学而缺乏足以成名的强项,便与弟子协商选一艺来展现特长。在射、御之中,孔子经权衡而选定“执御”,可见其驾御战车的本领比射箭更强。

  现代学者多将“执御”与一般赶车相混杂,认为孔子“执御”是选下贱职业,表现出圣人之谦逊。这是一个误会。春秋仍以车战为主,驷战车在崎岖的路途和地势杂乱的原野上奔跑、战役,御者技艺凹凸,直接关乎将士存亡和战役输赢。即使是素日演练,也有“五御”之非常烦难的技能要求,不可混同于一般的赶车。先秦一般赶车称“仆”,如《论语·子路》“子适卫,冉有仆”;驾御战车才称“御”,如《诗经·车攻》“徒御不惊”;《庄子·达生》有“桓公田于泽,管仲御”之言。从齐桓公田猎而宰相管仲执御,可知御者位置并不下贱。特别是当射、御并重,御绝不可能混同于仆,只能是指驾御战车这项非常专业化的军事技艺。

  除膂力过人、武艺超群外,孔子对军事也较为通晓。在诸侯攻伐不已、战役不断的春秋之季,要完成“修己以安大众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的政治抱负,不注重军旅之学是不可的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孔门“弟子盖三千焉,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,这72位高徒关于射、御也是通晓的;又记“冉有为季氏将师,与齐战于郎,克之。季康子曰:‘子之于军旅,性之乎?学之乎?’冉有曰:‘学之于孔子。’”可见孔子不只自己通晓军旅之学,也向弟子教授武艺等军旅之学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与《儒林列传》记吴起在鲁“尝学于曾子”,至魏又拜子夏为师。孔门再传弟子中,出现这样一位与“武圣”孙子齐名的大军事家,也并非出于偶尔。

  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,孔子奉行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,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”,其军事常识与礼乐文献常识是融会贯通的。孔子通晓军事,却并不好战:“子之所慎:斋,战,疾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他关于战役持非常审慎的情绪,对立鲁莽行事、打无预备之仗,更对立欺压小弱的不义战役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卫灵公问阵,孔子说“军旅之事,未之学也”。郭老《十批判书》据此说孔子“是文士,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”,其实是误解。卫灵公穷兵黩武、内政不修,正所谓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,孔子不肯与其议论军事,是因为对立不义战役。从孔子支持和赞扬冉有指挥抗齐,又坚决对立季氏伐颛臾(《论语·季氏》),则可进一步看出他关于正义与非正义战役的明显情绪。

  孔子曾说:“暴虎冯河(徒手搏虎、步行涉河),死而无悔者,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,好谋而成者也。”“临事而惧”强调面对战事要小心谨慎,“好谋而成”指活跃谋划、争夺成功。这种不容易言战,为正义而战、战则必胜的情绪,可谓深得战役之道。他还说:“我战则克,祭则受福,盖得其道矣。”(《礼记·礼器》)孔子奉行“正人耻其言而过其行”,历来对立说大话。他讲“我战则克”,绝非盲目自诩,既有他本身归纳本质的根据,也有“夹谷之会”和“堕三都”等史实为证。据《左传》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:定公十年,齐、鲁之君在夹谷会盟,孔子掌管“相礼”。他要求事前做好军事预备,当“莱人”持武器“鼓噪而至”时临危不乱,一面号令“士兵之”(将士们拿起武器打击他们),一面登坛不失礼节而又理直气壮地责其“非礼”,迫使景公挥退“莱人”,挫折了齐国君臣私自指派“莱人”劫持鲁君的图谋,捍卫了国家的庄严和利益;也使齐人从此改变了“孔丘知礼而无勇”的观点。定公十二年,在“堕三都”过程中,孔子又指挥平定了公山不狃、叔孙辄的暴乱。这些足以证明,孔子“我战则克”所言非虚。

  孔子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还有一个例子,当齐国“陈成子弑简公”时,孔子于古稀之年“沐浴请讨”。今之论者大都只说他是为了卫护“君君、臣臣”之道。其实细读《左传》可知:在孔子自卫返鲁前后,齐、鲁战事频频,鲁国屡被强邻所欺。陈恒弑君、齐国内乱,是鲁国改变受欺压被动局面的可贵机会。孔子正是看准了这一点,才郑重其事地一再请讨。当被问及“鲁为齐弱久矣。子之伐之将若之何?”时,他精辟地分析道:“陈恒弑其君,民之不与者半。以鲁之众,加齐之半,可克也。”(《左传·哀公十四年》)陈恒弑君(很快转为“窃国”纂位),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,遭道义斥责的一起,遭诸侯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极大。只需鲁国坚决伐齐,经过交际尽力,取得诸侯响应当不是难事,胜算很大。惋惜鲁君目光短浅而坐失良机,而齐国陈恒却抓住改变危局,渡过危险期,遂使后来鲁为齐灭成为无可改变的定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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